窮富翁大作戰!文/南方周末記者周華蕾發自香港

一些香港有錢人試圖用五天時間體驗一個「窮」字怎麼寫,他們思考貧富誰決定?A、社會資源分配不均,B、靠雙手,C、命中注定。
  
最終,富翁們的答案很悲觀,一致是C。⋯⋯
  
48個小時之前,JuJu還身在美國加州參加選美,父親是跨國公司的亞太區主席,她自小在美國長大,衣食無憂,立志活出個美麗人生。這刻,她正穿着紅色晚裝、頭戴后冠,出席一場盛大的花車巡游。朋友問起她下一步的打算,她說:回香港,住板房,做洗碗女工。
  
全職太太Cisy,有錢有閑,有一天,女兒問她,「窮」字怎麼寫?當媽的半晌愣神,女兒是銜玉而生的一代,在香港九龍最貴的國際學校就讀,父親是銀行高管,天生屬於英文比中文溜的孩子。Cisy一筆一劃向女兒解釋:「窮字上面是一間屋,屋下一個身,身子還得弓着,連睡覺也不能把身體伸直。」這是選美小姐JuJu和全職太太Cisy對貧窮的想象。
  
她們打算參加一檔名為《窮富翁大作戰》的真人秀節目,受邀的主人公是10位有錢人,其間不乏G2000品牌創始人田北辰、香港周氏家族第三代周國豐等社會名流。
  
做一回窮人,是這些富人的想法,他們將在5天的時間裡,體驗一個「窮」字怎麼寫:住進貧民窟的板房,甚至露宿街頭,打工度日,體驗一無所有的生活。
  
根據聯合國2008年發布的數據,香港的貧富懸殊居亞洲第一。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亦表示,本港貧窮情況惡化,貧困人口上升至126萬,為歷來最高數字。幾十年來,原本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已慢慢發展成「M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中間的中産者出現「塌陷」。《窮富翁大作戰》的製作組希望以一種全新的形式探討這個日益嚴峻的社會問題。
  
正如《窮富翁大作戰》的片首語所說:貧富誰決定?A。社會資源分配不均。B。靠雙手。C。命中注定。
  
這群未曾識得窮滋味的富翁是M型社會裡膨脹的一極,代表着香港的欣欣向榮:半山上面朝大海的豪宅,遊艇桌球紅酒高爾夫,聖誕假期到法國香榭麗舍大街的全家旅遊……
  
那麼,M的另一極呢?
  
另一個香港!
  
凌晨5點,JuJu拖着半人高的行李箱來到香港深水埗———這裏是香港最貧困的所在,籠屋、板間房的集中地———隨行的是一個鬆軟的大枕頭。不能作弊,交出八達通、現金和信用卡,攝影機24小時全程陪同。
  
為了尋找合適的人選出鏡,《窮富翁大作戰》節目組差不多耗費了半年的時間,大部分有錢人不願意拋頭露面,擔心被綁架,擔心公衆形象受損,甚至背上政治作秀的黑鍋。
  
律師周國豐答應得很爽快。他生於1985年,爺爺周啓年是當年香港首位入住山頂的華人。「二世祖」的綽號從小跟着他,體驗貧窮,是對自己「最大的一個挑戰,也是一個平反」。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的理由是:「我相信,富人坐在冷氣房裏永遠不能體會窮人的真正困苦。」他是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士,信奉自由市場和弱肉強食,他說:「如果你有鬥志,弱者也可以變成強者。」深呼吸,生存挑戰開始。
  
板間房十來平米,陰森黑暗,除去一張雙人床,勉強可以轉身。三十多攝氏度,無空調,為了省電費,索性電扇也不開,房間潮濕悶熱得像個蒸籠。床板因為受潮發脹,一壓,成群的木虱就躥出來。
  
謝瑞麟珠寶副主席黃岳永身高一米八,躺在這樣的上鋪,像進了一口木棺材。他總覺得屋子裡被一種奇怪發酵的酸味繚繞着。
  
即便這樣的「貧無立錐之地」,按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統計,租金是每平方英尺60元港幣,甚至超過了九龍區的豪宅。
  
大概是疲倦,第一個晚上往往在半夢半醒中過去了。只是扮作流浪漢的Eric有點鬱悶。他是香港典型的嘻哈一族,日常生活內容是:高爾夫、紅酒、遊艇。這夜,他在尖沙咀的文化大廣場遊蕩,以往他每周都在這兒跳探戈,卻從來沒留意原來這裏還可以用來打地鋪,露宿者們管這裏叫「文化大酒店」。Eric撿了幾塊塑料墊背,還是睡不着,乾脆連夜找工作去了。
  
JuJu和一對四川來的新移民母子同住,清晨6點鐘,母親出門打工,10歲的兒子信誓睡到天亮,JuJu趕忙下床跟他打招呼,小朋友卻不大友好:「千萬別動我的錢。若你偷我們的錢,我們就不歡迎你們!」他指的「錢」,是藏在自己枕頭底下的幾十塊零花錢。
  
平時愛逛DIOR店的JuJu一下子愣住了,傻笑。
  
窮人是沒得選擇的!
  
七八點鐘,窮富翁們已經開工了。黃岳永的任務是在黃大仙做樓盤保潔。他分攤了19層樓的垃圾清理。幹到第五層,他開始缺氧,頭暈,走走歇歇。他花3個鐘頭終於幹完了保潔阿姨1個小時的工作量,垃圾車都走了。
  
到中午,黃岳永簡直快歇菜了,想翻白眼,飯也吃不下,他問節目組:太體力活了,明天能不能換一份工作?這個畢業於美國波士頓大學管理界精英開始相信有些活兒超出了自己的能力。
  
田北辰則是去掃大街。他是名人,過去逛街最怕被人撞見,這回穿了清潔工熒光條紋的衣服,三尺之內無人靠近,到餐廳、商店借洗手間都會被拒之門外,「覺得自己像魔鬼」。他不敢買雪糕犒勞自己,「怕喪失鬥志」。
  
前不久,作為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還坐在空調房裏對於最低時薪高談闊論,「18元每小時,不然企業家們都活不下去了!」但當了一天的垃圾工,捧着便利店的盒飯,他卻嘀咕,「每小時28塊,也只是夠用。」

JuJu、Eric和Cisy都是去茶餐廳打工,Cisy感嘆,「這兩天把一輩子的碗都洗了」。「這一次真是死去活來。」

到了傍晚,黃岳永可算回過神來。他試圖回到樓道間的廁所裡洗個澡,沒熱水,就捏着水管站在茅坑上沖涼,突然間樓上拋下一盒吃剩的方便麵砸在不遠處,灰溜溜的老鼠們嗖嗖地從莫名的角落鑽出來,在他面前搶得歡實。從此他再也不願進那間廁所。
  
深夜裏,黃岳永忽然變卦了,他打算明天繼續去黃大仙倒垃圾。因為窮人是沒得選擇的。
  
跨代貧窮!
  
工作之餘,JuJu會教信誓念書。因為香港住的地方太貴,家裏實在沒有擺桌子的空間了。於是這個圓臉的小男孩在床上做功課。他不愛學習,JuJu花了一個小時,勉強教會了他三個單詞:you、we、they。
  
在窮人間「潛伏」的日子裡,黃岳永認識了一個孩子,來香港六七年,孩子甚至沒有見過大海。而這樣始終困在深水埗,不敢邁出去的孩子還太多。
  
在香港人看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騰飛期已經遠離了,那時大家差得不遠,社會像一顆大橄欖。只要賣力工作,總能回報豐盛。而現在,隨着工業北上,政府對金融房産的大力扶植,底層人越來越像乾巴巴的鹹魚,受畸高的房價傾軋,再努力也是原地打轉,找不到翻身之日。他們面臨一個抉擇:是花時間掙錢,還是花時間照顧子女?
  
很多時候,他們選擇前者。於是,貧窮像世襲,遺傳到下一代,「跨代貧窮」開始成為香港社會的關鍵詞。而特區政府對待貧窮問題,傾向於「大市場,小政府」,強調個人努力,要自力更生,許多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掉進「培訓—短期工作—失業—再培訓」的輪迴。
  
和周國豐同屋的80後阿堃,會考零分,工作了8年,兜兜轉轉,現在在讀副學士(相當於內地的專科)。期末了,阿堃去參加考試,案頭上擺着試卷和下一學期的學費單,他做着試卷,腦子一團亂,心思都在那張幾萬塊的學費單上。
  
《窮富翁大作戰》的節目組問全職太太Cisy的女兒Tiffany,你的理想是什麼?Tiffany說,寫書。
  
節目組又問一個貧民窟的女孩海萍,海萍說她的理想是當醫生,因為當醫生可以掙大錢。節目組繼續問,你覺得父母可以供養你成為一個醫生?海萍笑了,應該不行吧。Tiffany從小就坐飛機環游世界。海萍連香港的地鐵都不會搭
  
全職太太Cisy感慨:「起跑線相距很遠。如果她們在跑100公尺比賽,相信我女兒的起跑綫是在200公尺……
  
答案是C!
  
後來的幾天,黃岳永明顯得心應手了,速度加快,還和保潔阿姨們交了朋友。當順利在規定時間裡倒完了19層垃圾,他興奮地對着鏡頭打出「V」的手勢。
  
JuJu有點享受成功包好一隻雲吞的成就感!
  
在奶茶店打工的周國豐也順溜了,一連幾個鐘頭打仗似的調奶茶,也不至於塞車。但他明顯覺得自己的思維停滯了,「像齒輪在轉,看不到任何方向,看不到任何前途」。他的偏頭痛開始發作了。
  
田北辰感覺自己很奇怪,這兩天只是考慮吃東西,完全沒有別的盼望。「最重要是解決下一餐,怎麼會計劃下禮拜、明年、將來會怎樣?」Eric算是最樂觀的。他已經能把硬紙殻疊得剛剛好,他把它想象成彈簧床裡的彈簧。不過他的脊樑骨也快扛不住了。他說:「我知道我是在真人秀,有一個期限,但對其他人來講可能沒有期限。」長期的機械工作正在蠶食大富翁們的智商,不知道今天星期幾,失去目的,失去表達要求的能力。有人在最後一天選擇了放棄,陷落到這樣的貧瘠裡,看不到一點希望。
  
最終,富翁們的答案很悲觀,一致是C。田北辰終於承認單有鬥志是無力的,「強弱懸殊的情況下,只有弱者越弱,越來越慘。」

5天宣告結束,解脫。
  
回到家,黃岳永大病一場。胳膊上發滿了大大小小的毒瘡,中醫說是戾氣太重。他後來才知道,他寄居的板間房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人住過了,臨到開鏡才打掃了一下,那股說不出來的發酵的味道,原來來自死老鼠。
  
一切命中注定?
  
《窮富翁大作戰》的節目在香港熱播,目前第二季已告一段落。節目醞釀之前,印度寶萊塢的《貧民窟的百萬富翁》正在風靡全球,故事委婉地講述了這個世界不得不說的一面:一切命中注定。
  
而這個命中注定也越來越壓得香港的年輕人透不過氣來。置業難,結婚難,已經是香港80後普遍面對的困境。但另一面,年過而立,他們試圖作為一個獨立群體發出吶喊。
  
有網友評論道:「雖然各種社會問題及現實不可能一個節目或活動就能解決,更可能根本沒有一個所謂完美的解決方法……只要香港每一個人去思考或去討論少少的一分鐘,把它們加起來就有七百萬分鐘……總有一些東西給思考出來使我們所住的香港更美好!」

田北辰說自己越來越左,越來越「工人」了,以前支撐他商業王國的,是企業利潤最大化,然後納稅,靠政府來解決底層人的生活,大不了,自己開張支票去搞慈善。
  
現在這位哈佛的MBA常常對朋友發表言論,說完全是自由市場太危險,為什麼工作的薪酬完全由市場決定,而不是從人的角度、工作本身的辛苦程度來綜合衡量?比如掃廁所,又髒又臭的活,反而工資最低?他說,要做一個「有良心的商人」,朋友覺得他怪,所以他不見了很多舊朋友,也交了很多新朋友。
  
他的改變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很多人問,你是作秀吧?是照着劇本演戲吧?
  
JuJu繼續她的藝人之路,做模特兒,演戲,選美,她說她要做傳播正能量的全能藝人。她覺得5天體驗的結束,是另一個使命的開始。她說她懂得了,窮人們「最需要的不是金錢,而是希望和自尊」。很快,她加入了社區組織協會的兒童啟蒙天使計劃,每周都去陪深水埗的一對孿生姐妹補習和玩耍。
  
這陣子,《東方日報》一度揣測,JuJu是紫荊女俠?
  
黃岳永的蛻變最為徹底。他將人生分階段進行,《窮富翁大作戰》讓他看清了要走的路。2010年2月,他辭去了謝瑞麟珠寶公司的副總裁一職,專心致志創意他的「有機上網」項目。
  
他說,IT業是更新換代疾速的行業,許多品牌電腦公司為了保障新産品的價格和銷量,會迅速將舊産品淘汰掉。比如在香港,一個月銷毀的筆記型電腦約是四五百台;而同樣在香港,許多窮人的孩子買不起電腦,學習被拖了後腿,失去了許多機會。
  
他說服了三星公司,讓它把淘汰的電腦送給孩子們用。又說服CSL無線網絡公司,為小朋友提供免費網絡。
  
他一邊在貧困社區裡給小朋友配電腦,一面在大學裡找學生做義工,在Facebook上跟小朋友結對子,做他們的「生命導師」。
  
辭職給黃岳永帶來了幾百萬的損失,「只是少一點點。」黃岳永興緻勃勃地說,他覺得這個主意比賺錢正點多了。
  
而讓這些窮富翁們自愧弗如的是,越來越多的內地富翁正在步入膨脹的一極,把自己拋在了後頭。他們熱衷香港的天價樓盤、奢侈品、跑車,他們大多數正在考慮將他們的孩子送往國外求學,英美是首選地。
  
一切像是當年香港的復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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